日前，中国青年报记者专程赴晋江，遍访企业，探寻晋江的经济复苏和结构转型之路。

    企业自救

    陈埭镇洋埭村的道路，在一家挨一家的鞋厂里蜿蜒。记者走进一家名叫“加来盟”的制鞋公司，公司就在一户村民的院子里。

    三面都是五层楼高的厂房，站在院子里，能听到楼上轰鸣的机器声。一楼停着几辆货车，工人正往车上装货。“这是我们自己家的宅基地。”36岁的加来盟鞋塑有限公司总经理林耿煜说，“我们的鞋主要出口东南亚、南非。”

    “今年订单没有减少，还略有增长，不过，做得比往年辛苦。”谈起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林耿煜说。加来盟去年产鞋500万双，今年大约为 520万至530万双。

    林耿煜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后，传统的欧盟市场订单骤然下滑20％，公司转而开拓东南亚和南非市场，不仅弥补了下滑部分，还略有增长。拥有1500名工人的加来盟，今年春节以来一直正常开工。不过，由于订单更分散，单笔订单较小，利润跟往年比，薄了许多。金融危机让境外采购商变得格外谨慎。

    “利润薄一点没关系，能拿到订单，保证企业正常运作，就已经很好了。”林耿煜说。2008年，外部需求大幅萎缩、人民币升值、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上涨，多种因素叠加，让很多以出口加工为主的中小企业面临从未有过的压力。

    来自深圳的外贸商马润峰说，去年以来，他在东莞、浙江等地的客户，订单普遍下滑20％以上，一些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关闭，东莞不少老板因此“跑路”。在他看来，加来盟的情况“算是相当不错的”，因为鞋子质量有保证，能保住相当一部分订单，进而能够增加开发、设计费用。多一些款式，提高质量和功能，能让采购商有更多的选择。加来盟今年销售额预计为1．5亿元，设计、开发费用接近400万元，这部分投入比往年增加了50％。

    “如果危机再持续三五年，我们会更辛苦。不过，鞋子是生活必需品，需求无论怎么下滑都会有个底。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至于出现太糟的情况。”林耿煜说。

    位于泉州湾畔的陈埭镇，面积仅38.4平方公里,却密布着3000多家企业，其中85％以上为制鞋和相关配套企业。这里几乎每家每户都从事着与生产运动鞋有关的生意。对于加来盟这样以代工、外销为主的中小型鞋企来说，应对危机的办法有限，无非是大力开拓新市场和节约成本。

    “撑到第四天”

    “只要能撑，晋江的企业家一定会想办法撑下去。”中共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杨益民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说。

    得益于30年前改革开放打开国门，200多万晋江籍侨胞、港澳台同胞汇回家乡的外汇，和本地的“闲地、闲房”结合，催生了一批联户集资入股、“前店后厂”式的家庭作坊。如今全市一万多家企业中的大多数，均脱胎于这样的家庭作坊，其中很多已传至第二代。以陈埭镇为例，该镇95％左右的企业均为本地人开办，土地用的是自家的宅基地，厂房和机器设备也是自家购置。这些草根企业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股权和借贷关系。

    “这就决定了一旦企业倒下，就在当地丧失了声誉和信用，很难再爬起来。再一个，这些企业是家族人毕生心血所系，关闭在情感上也过不去。”杨益民说。

    这与东莞、青岛等地外向型经济的形态有极大差别。这些地方多集中土地，修建厂房，外来投资者拎着钱袋子来就可以开工厂，有的甚至机器设备都是租赁而来。一旦陷入困境，外来投资者即可拎包走人。在杨益民看来，正是高昂的“倒闭成本”，让晋江企业家不敢轻言放弃。企业股东多半有自己的生意，这也帮助陷入困境的企业得以融通资金，渡过难关。

    去年6月，网上一则“中国鞋都晋江出现倒闭潮”的传闻掀起轩然大波，甚至惊动中央。商务部等部门派员至晋江调研。调研的结果是，危机之前，晋江每年新开办企业500家左右，关闭企业大约300家。危机冲击下，两个数字恰好颠倒过来，新开办大约300家，关闭500家左右。晋江总共有企业1．3万多家，就比例而言，晋江显然谈不上出现企业倒闭潮。

    “他们在陈埭并没有看到企业纷纷倒闭的情况，晋江的经济表现大大出乎调研人员的意料。”参与过座谈的陈埭镇企业服务中心主任洪志强告诉记者，去年底陈埭虽有少数企业关闭，但多为外地人在陈埭租厂房所开的小工厂和小作坊。

    去年，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卢展工到晋江调研，有感于此，他寄语晋江企业家：“别人只能撑三天，我能撑到第四天，说不定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杨益民告诉记者，最典型的是化纤业，去年前三季度非常困难，外地相当一批化纤企业倒闭，但第四季度行业突然回暖，苦扛下来的晋江化纤企业突然迎来大批订单，包括自倒闭企业转移过来的订单，一个季度就弥补了前三季度的亏损。

    前三季度统计数据出炉，“撑到第四天”的效应明显显露出来。福建省乃至全国出口仍处于负增长，但晋江出口增长超过10％，预计全年增速为15％。即便与危机前比，增速也只降低了3个百分点。

    危中之机

    晋江东石镇被誉为“中国伞都”。东石镇人最引以为傲的说法是，全世界每3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打的是东石伞。近300家制伞企业密布在这个面积仅65平方公里的小镇上。集成伞业有限公司，是其中唯一敢给苛刻的日本人代工的企业。

    上午10时，忙碌的厂房里准时响起节奏强劲的兔子舞舞曲。有年轻工人一边干活，一边随着强劲的音乐摇摆。“工人劳动强度大，音乐可以帮助他们纾缓情绪。”集成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文集说。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绝大多数制伞企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集成的订单却不减反增，不得不在去年年底新增一条生产线。黄文集将之归功于在日本采购商严苛要求下，不断提升的产品质量。

    日本采购商在集成的车间安装了摄像头，远程监督生产流程，甚至要求工人包扎头发，避免掉落的头发混入货品。“这帮助我们完善了质量管理，积累了信誉。当别的厂家生产萎缩时，订单流向了我们。”他说。今年集成向日本出口塑料雨伞近3500万把，占日本塑料雨伞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

    集成几年前就将研发、设计费用提升至销售额的5％，开始自己生产环保的伞面材料，并在临近的一个镇上投资建立新的工厂。这家工厂以经营内销品牌为主。“做内销品牌肯定更操心，但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何况，中国的市场比日本大得多。”黄文集说。

    黄文集的扩张赶上了好时候。“去年下半年以来，竞争对手少了很多，工人更好招了，原材料和机器设备也便宜了不少。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危机对我们是件好事。”他说。

    全球经济危机以来，杨益民说得最多的却是“危中之机”。“这是一次产业重新洗牌和整合的过程。对晋江经济而言，未必是一件坏事。”杨益民说，劣质企业被洗出局，土地、劳动力等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给了这些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良机，也有助于减少无序竞争和同质化竞争。晋江用占福建省0．5％的土地，承载了全省10％的产值，近几年的发展已开始受制于土地资源紧张的约束。

    同样感受到经济危机“好处”的还有三力机车的总经理王更生。三力是国内园林机械龙头企业，但品牌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有限，只能算三流企业。一台大型割草机，日本品牌的可以卖到1．5万美元，三力才卖6000多美元。即便如此，三力在欧美主流市场所占份额仍然不大。出人意料的是，去年以来，三力大型割草机的订单开始大幅增长。

    “金融危机大幅削弱了欧美家庭的购买力，我们的大型割草机物美价廉，优势一下凸显出来了。”王更生说。今年前10个月，三力机车的出口达2700万美元，同比增长了30％。在澳大利亚，已有两家园林机械企业因为三力的竞争，被迫退出市场。

    “三力目前正准备收购一家法国园林机械企业，这将帮助公司一步跨入国际二流制造企业的行列。我们还打算在年底前增加50％的员工。对我们来说，眼下正是扩张的好机遇。”王更生告诉记者。

    半壁江山

    2009年4月，晋江举办一年一度的工商企业界千人大会。进入会场，企业家们惊讶地发现，以往坐在主席台上的市领导，这回坐到了台下，而不少企业家被请到主席台“上座”。

    让纳税超千万的企业领导人“享受市领导待遇”，是杨益民的主意，“我希望激发他们继续创新的激情和信心。”

    坐在台上的82位企业家，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国人耳熟能详的企业：做运动鞋服的安踏、特步、361°、鸿星尔克、德尔惠、贵人鸟；生产“心相印”纸巾的恒安集团；服装行业有利郎、柒牌、劲霸、七匹狼、九牧王；拉链行业龙头浔兴SBS；食品行业的雅客、蜡笔小新、盼盼、亲亲；摩托车行业则有三力、耐特克……

    晋江，小小一个县级市，却拥有中国驰名商标86个，中国名牌产品24种、中国出口名牌产品两种。统计显示，晋江内销企业在全国所开连锁专卖店已达23万家。其中多者如安踏，全国连锁店已达6129家。

    与东莞、昆山等地接近100％的外贸依存度相比，晋江这一数据仅为55％。也就是说，晋江经济增长只有55％依赖进出口，不仅低于东南沿海地区，也低于全国平均65％的外贸依存度。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渐次加深，杨益民一度非常担心晋江企业的抗压能力。但内销品牌企业的表现让他放了心。很多企业销售不降反升，比如安踏、恒安集团和七匹狼，去年净利同比上升3至6成，仍保持高速增长。

    受益于扩大内需的内销品牌企业，还为本地外向型企业提供了“抱团取暖”的庇护所。道琦制鞋有限公司虽是泉州市百强企业，却因为完全外销，订单数量和价格下滑。“我们开始转向为特步等内销品牌企业代工，不仅遏制了下滑，订单还略有增长。”公司董事长林永灿告诉记者，为内销品牌代工，利润率相对更高，成本更低。

    晋江最早做品牌的运动鞋服企业是安踏。1986年，16岁的丁志忠带着父亲资助的600双鞋来到了举目无亲的北京，靠勇气和韧性，将自家工厂生产的鞋摆上了王府井商场的柜台。北京4年，不仅让丁志忠掘到“第一桶金”，更为他开阔了眼界：为什么自家的鞋只能卖几十元，而同样质量、贴上品牌的鞋却能卖到几百元？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引导着丁志忠，1994年将家庭代工厂改名为安踏，1999年以80万元请到孔令辉代言。中央电视台黄金广告时间，孔令辉一句“我选择，我喜欢”的广告词，让全国人民开始熟悉安踏这个品牌。

    当绝大多数出口加工企业满足于为国际品牌代工，安于挣“容易钱”的时候，安踏开晋江企业品牌营销先河，获得巨大成功，引发当地企业争相跟进，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大播晋江运动品牌广告，一时被戏称为“晋江频道”。

    统计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市仅85家品牌企业就实现产值402.93亿元，占全部工业产值的38.8％；合计纳税15.75亿元，增长20％，占财政总收入的27.6％。“在外向型企业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内销企业扛起了晋江经济的半壁江山。”晋江市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林永红说。

    在陈埭镇鞋服人力资源市场，记者发现，一些企业开始大量招聘市场营销和品牌管理人员。一家企业甚至为“淘宝网”操作员开出高薪。

    政企互动

    利郎做品牌，被形容为“惊险一跃”。

    2002年，在创业14年后，利郎碰到一道坎，几乎弹尽粮绝。利郎董事长王良星决定孤注一掷，到这一年的北京服装展会上做最后一搏。这一天，在北京昆仑饭店100平方米的豪华展位，代言人陈道明走秀轰动全场。“整个服装界的感觉是，一匹黑马出现了，加盟商抢着要代理。”利郎副总裁胡诚初回忆说。

    在代理商看来“非常有实力”的利郎，彼时实际状况是，欠债已超3000万元。放手一搏，展位需耗费近200万元，签下代言人陈道明需数百万元，钱从那里来？“请陈道明的钱是我到上海借的，还有王良星向朋友借的。”胡诚初说。事实证明，这“惊险一跃”，让利郎闯出了“商务男装”的无限空间。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闽南人爱唱《爱拼才会赢》，有“下南洋”传统的晋江人，似乎骨子里就有创新和冒险的基因。在赵蓓教授看来，“晋江模式”之所以表现出超强的活力，很重要的一点，是政府能够敏锐地发现企业的创新，并加以大力保护和扶持——

    改革开放初期，当时的晋江主政者以极大的政治勇气，搁置下“姓社姓资”之争，保护联户集资的乡镇企业萌芽，最后形成“以市场调节为主，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以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晋江模式。晋江与温州、苏南、珠三角一道，并称为四大经济模式。

    上世纪80年代，因饱受假冒伪劣声名之苦，晋江市于1995年开始实施“质量立市”战略，督促企业提高质量，诚实守信。

    1998年，安踏创品牌成功，晋江市及时提出“品牌立市”战略，推出激励政策，创中国驰名商标者，奖励100万元；对创国家出口免检产品、福建省名牌产品的企业给予不同档次奖励。至今，晋江已累计兑现奖励1亿多元。

    同年，恒安集团在香港上市，开内地民营企业登陆香港联交所先例，晋江市即于2001年成立“上市办”，鼓励并扶持够条件的企业上市。企业成功上市可获财政奖励金330万元。为帮助企业上市，晋江市政府还特聘经济学家和国家发改委官员，专设企业上市专家顾问组，甚至请来深交所驻福建首席代表挂职市长助理，用心良苦。

    上市，不仅可打通直接融资的渠道，而且逼迫着企业改善公司治理。目前，晋江已有上市公司19家，并有60家企业正在筹备上市。整个过程，杨益民将政府的角色定位为“引导者”和“服务者”。

    赵蓓认为，从“质量立市”到“品牌立市”，再到“资本晋江”，一系列战略的推出，极大拓展了“晋江模式”的外延和内涵，显示出晋江良好的政企互动关系，以及几代领导班子超强的前瞻性。“对于民间的各种有益尝试，政府起到了引领、推动的作用，而不是阻碍其创新。”

    “经济危机形势越是严峻，越能体现晋江市长期经济战略的前瞻效应。”杨益民说，“这轮全球金融危机，是对‘晋江模式’的一次检验。”截至目前，这张“成绩单”看起来相当不错。统计显示，晋江今年GDP增长有望达到11％，财税增长预计超过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