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末，种族主义——而非多元文化主义——在伦敦南部大行其道。在我居住的地区，白人和加勒比移民的孩子们比邻而居，参加彼此的生日聚会，在同一个足球和板球队打球。但我们公立小学的班主任会用他的教鞭狠命抽打黑人孩子，喝令他们“打哪儿来就滚回哪儿去”。

在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最近发表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失败”演讲中，没有如此冒犯的言论。他没有提英国的加勒比黑人社区——根本没必要。根据英国政府2009-10年公民调查的结果，加勒比黑人血统的英国人中，85%对英国怀有强烈的归属感。但这次调查中，还有2个统计数字值得注意：91%孟加拉血统和90%巴基斯坦血统的英国人，也都对英国怀有强烈的归属感。那么，卡梅伦提到的英国穆斯林感到无所寄托和格格不入的现象有多普遍呢？可能比他暗示的要低。

毫无疑问，一小撮持有英国护照的狂热分子，试图以伊斯兰教的名义犯下恐怖主义罪行。但这是一个安全问题，而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社会问题。后者顶多只是导致前者的众多原因之一。

多元文化主义拥有多种涵义。当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去年10月公开谴责这一理念的时候，她用了“multikulti”一词——在德国人听来，这让人联想起酸溜溜的老年左翼分子和嬉皮士的形象。她嘲笑的不仅是德国政府对待移民的传统方式，还有她的左翼反对者。

相比之下，卡梅伦重点讲述了历届英国政府在增进国民对少数族裔的宽容方面的努力，即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天地，而不是去同化他们。这些话并无新意。

尽管如此，在分析穆斯林青年如何走上激进化道路时，卡梅伦简短提及英国下议院特别委员会一份有关政府打击极端主义计划的报告的结论。“我们一直对极端主义的宗教基础念念不忘，而事实似乎证明，政治、政策和社会经济因素可能是这一过程中更重要的因素，”报告表示。还有人记得伊拉克战争吗？

卡梅伦提出了几个明智的观点。他表示，伊斯兰极端主义和伊斯兰教不是一回事儿。看一看开罗的街道：西方价值观与伊斯兰教难道不是完全相容的吗？说得好！

但他对多元文化主义发起的抨击，实际上是为自18世纪以来支撑英国国民性的“民族叙事”逐渐解体而发出的哀号。如今，整个欧洲都能听到类似的绝望哀号。在全球化、有组织基督教的衰落、以及被标榜为人生终极目标的物质至上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压力下，曾经塑造欧洲大陆国民性的那些神话、理想和偏见正渐渐消失。

这并不是说，欧洲人不再带有国民性。但它们正被某些不太容易界定的新特性和新的民族叙事所取代。抱怨是无意义的。正因为历史在前进，国民性也必然会随之改变。

以法国为例。人们常常以为，现代法国国民性源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博爱”的英雄口号。不完全如此，我亲爱的。在丹东(Danton)和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被送上断头台80年后，仍有几百万法国人讲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而不是法语。

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全民教育、征兵和工业化政策的推动下，普遍意义上的法国国民性才算形成。正是在这一时期，玛丽安（Marianne，法国自由女神——译者注）成为法国的标志，7月14日被定为法国国庆节，并修建了埃菲尔铁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