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不足”

　　根据规定，面对标准边缘，飞行员可以“因信心不足”而返航。

　　在国家民航局与东航的最终调查报道公布前，外界无法确知，在3月31日－4月1日那两天返航的21个航班，其机组的抉择，在边缘性天气和“信心”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微妙的摇摆？到底是何种情绪或心理的力量，最终拉动整整21架身形庞大的客机，在空中断然画出令人遗憾的返航曲线？

　　无论如何，时至今日，已无人否认东航云南分公司飞行员的积怨。

　　这些飞行员普遍认为，他们非但没有获得“边缘飞行”的风险溢价，相反，其利益诉求长期无人理睬。目前已知，“补税事件”是导火索之一。

　　飞行员收入由底薪加补贴构成，补贴的大头是飞行小时费。一般而言，一名月入3万元的飞行员，其飞行小时费可达到2万元左右。在2006年前，东航云南分公司空勤人员的飞行小时费按8％计税。2006年起，云南地税部门要求飞行小时费必须与飞行员工资合并纳税，累进税率最高将达30％。

　　根据相关整改通知，东航云南分公司456名空勤人员被要求在2008年4月7日前补缴2007年的相关税款，总额高达1224万元。此后，飞行员每年将多缴个税1万－7万元不等。

　　补税事件令云南分公司飞行员顿生不平，因为他们知道在上海东航总部，空勤人员飞行小时费计征个税的比例要低得多。

　　这种不平早非一日之寒。东航云南分公司长期执飞支线特殊机场，非但未获特殊补贴，其飞行补贴反而低于其他干线飞行的补贴。与同行比，东航飞行员待遇要低30％以上。

　　据海南航空一位飞行员介绍，东航在云南航空市场占据最大份额。因先天的旅游资源，云南省内航班票价基本是全价，客座率常在100％。

　　“东航在云南赚了最多的钱，却舍不得对飞行员支付一点特殊机场的补贴。”这位海航飞行员说。

　　多位接受《财经》采访的东航云南分公司飞行员均表示，他们的最大失望在于，东航的人文关怀不够，员工在公司无法获得自尊，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念，缺乏畅通的表达渠道。飞行员们曾通过集体请假等种种方式，反映公司存在的问题，却均未得到重视。

　　飞行条件恶劣、常年超时飞行、待遇低、正当利益诉求遭忽视，种种因素的累积，令飞行员们对公司失去了信心。集体返航事件发生的前两天，一封“致东航云南公司全体飞行员”的公开信开始广为流传。信中列举待遇、自尊等诸多理由，末尾提到“本着有益于自己身心健康，有益于飞行安全，有益于公司健康和谐发展的原则，望大家畅所欲言，同心协力”。

　　这封公开信被视为返航事件的前奏。“东航不遵从游戏规则，我们只能以反常规则对待。”一位机长称。

　　从辞职到罢飞

　　飞行员付出与收益失衡，劳资冲突不断，远非东航一家之难题。

　　曾为空军飞行员的郭岳炳于2002年加入海航集团下属的新华航空，争取离职多年而不成。他表示，离职理由在于公司强迫超时飞行、克扣假期和工资、拒绝承认军龄为工龄，以及违反民航总局关于飞行员疗养的有关规定等。

　　国航一位飞行员向《财经》记者表示，根据规定，飞行员每月飞行时间不能超过100小时，三个月不能超过270小时，一年不能超过1000小时。“国外飞行员一般每年飞五六百小时，但我们基本上每年飞900小时，非常疲劳。规定连续工作七天，必须有两日连休，但直到去年都没有执行过。最近民航局查得较严，所以公司才执行。”

　　疲惫飞行成为众多飞行员的辞职理由。《财经》记者获悉，由于业内飞行员短缺，目前各航空公司基本按飞行上限制定工作量，令飞行员不堪其重。

　　2008年以来，过去数年以个案为主的飞行员辞职事件，逐渐演变为集体性大规模抗议行动。

　　1月初，六名南航飞行员连续数日在广州总部大楼前静坐，要求公司批准其辞职请求。

　　3月14日，上航737机队的40多名机长同时集体请病假。他们提出“小时费”透明化、提高待遇等要求，要求上航董事长周赤在三个月内解决。

　　3月28日，民营东星航空11名机长集体请假，措手不及的公司不得不面对大面积航班延误的窘境。准“罢工”的飞行员原为东航武汉分公司员工，他们在“跳槽”东星航空后，发现公司此前承诺不能兑现，遂有此举动。

　　基地位于上海的民营航空公司春秋航空，日前也传出数名飞行员与公司解约的消息。

　　蓝鹏律师事务所张起淮律师向《财经》记者表示，海南航空目前已有24名飞行员提出离职，但至今无一人得以离开，且多数人因辞职而失去了经济来源。

　　另一方面，各航空公司对飞行员离职提出的赔偿要求则不断加码。

　　2007年5月，东航云南分公司飞行员郑志宏辞职时，东航向其索赔1257万元。此案一审判决中，东航仅获赔137万元，旋即上诉。据闻此案二审即将开庭。

　　2008年4月，上海静安区法院受理上海航空诉九名飞行员劳动合同纠纷案，索赔金额涉逾3500万元。上航另有十名飞行员已提出辞职，目前仍在仲裁阶段。

　　以上种种显示，民航业劳资矛盾已趋恶性。作为雇员的飞行员，惟一能与雇主抗衡的手段——辞职，却又因现有民航管理体制而重重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