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6年5月19日东星航空首飞，到2009年3月14日被叫停，再到今年4月9日被判刑4年，兰世立———东星集团掌门人———这位中国民营航空狂人，画出了一条美丽却黯淡的抛物线。

     4月9日，东星航空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兰世立，因犯逃避追缴欠税罪，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事实上，早在去年3月17日，美国GE商业航空服务公司等债权人就启动法律程序，申请东星航空破产，由于兰世立不接受中航集团的收购条件，当地政府遂通过相关渠道迫使东星停航，而兰世立也被监视居住。

4年前，兰世立曾以20亿元的身家登上“湖北首富”的宝座，后来几度沉浮，如今“落马”（兰世立属相为马），引得坊间几多唏嘘。湖北商界对其也褒贬不一，认为其至今日之田地，实与他驾驭政商之道的能力不足有关，而其中最大的障碍是兰世立狂傲的性格。

A

供销社售货员步步为营

在翻阅外界对兰世立连篇累牍的报道中，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关于其早年的情况，我们只能看到这样寥寥数语：出身干部家庭，家里排行最小，工作后考取武汉大学，在该校研究生毕业后先被分配到政府部门工作，因不满机关单位的官僚作风，1991年下海。

显然，兰世立更愿意在不同的媒体面前反复说起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后那段历史，对于早年的经历，似乎在有意无意回避，这一点在记者采访兰本人时也得到证明。

记者从一位朋友那里得到一点线索。据这位知情者介绍，兰世立好像曾在江夏区纸坊镇读过粮食学校。在当地人的介绍下，记者赶到了镇上的乌龙泉矿山，那里也曾有一家供销社。正是在这里，记者终于找到了兰世立早年的一些线索，从而得以了解他的早期成长经历。

兰世立，1966年6月5日生，父母早年参加革命，父亲兰起义曾在解放初当过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县长，在反“右”和文革中被批斗，后平反。兰世立有3个哥哥，一个姐姐，其中大哥为同父异母兄弟，与下面四个弟妹来往很少。

尽管排行最小，小时候的兰世立并不娇气，并从小就表现出少有的聪明。当初父亲给他取名“四立”，取“破四旧，立四新”之意，他懂事后竟然自作主张改为“世立”，因为不喜欢别人总是叫他“小四”。

兰世立5岁那年随8岁的姐姐读小学，因为年龄太小，学校不肯接收，他还是每天坚持去旁听。有一天下很大的雨，父母就说别去上学了，没想到小小年纪的兰世立竟然语出惊人：“我今天一定要去，说不定老师今天就肯收下我了。”果然，那天下雨很少人去上学，老师看着矮小的兰世立竟然有些感动，破例在那一天同意了接收他读书。

1980年，初中毕业的兰世立顶父亲离休的名额参加工作被安排在武汉市商业局系统设在乌龙泉矿的供销社，从营业员、会计、团委书记、经理，一干就是6年。

1986年，兰世立和两个顾客发生争执，对方一句：“你凭什么嚣张？一辈子不就是个营业员吗？”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天性好强的兰世立，他做出了人生的第一个重要决定：继续读书。

这一年，利用在商业局的关系和自己的努力，兰世立考取了江夏区商业局下属的商业学校。1988年，中专未毕业的兰世立参加成人高考，考取了湖北省计划干部管理学院，在那里读书只有一学期后，他又出人意料地转入武汉大学经济学院专门为地方后备干部开设的“县长班”，直至毕业。兰世立至今引以为荣的“武汉大学研究生学历”便由此而来。

毕业后，他先是分配到省委工作，甚至一度做过“兰仕立”的梦。在海南开发的热潮下，当时各省市选派干部到海南锻炼，兰世立成了其中的一员，但在海南经济合作厅仅仅几个月后，他便毫不犹豫地辞职了。除了觉得“自己写的发言稿被别人一本正经地拿去念觉得不爽”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深受当地创业热情的影响：有出息的人就要下海，没本事才留在机关。

在海南，他先是应聘进一家公司。短短的几个月，兰世立从业务员低起点被连续提拔，公关经理，业务部长，实业部长，很快坐到了总经理助理的位置。7个月后，他一个人为公司创造了数万元的收益。但从总经理高深莫测的笑脸上和同事摔打工资袋的妒恨中，他突然发觉，自己是不是太“出格”了。冷静思考后，他离开海南，吸引了一笔外部资金和项目回到武汉。

他找到政府部门，与之合作筹建一个光电有限公司。凭着过去的经验，整个公司的方案、协议、谈判、论证、申报、审批，他以个人的速度和风格进行着一切，“那个时候，真的是每一秒钟都可以奔跑几光年”。当一切都办得差不多的时候，合作方建议他去外地休息度假。没想到几天后他赶回公司时，合作方却在这几天变更了合作最初的承诺：营业执照没有兰世立的名字。

B

东星想当巨星

1991年6月5日，兰世立25岁的生日。这个晚上，他熄了所有的灯，躺在床上，想到了太多的东西：自己的失败、自己的年轻、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大学课堂……兰世立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再来一次。他站起来，拉亮电灯，坐到桌前，拿起笔写下关于创建东星电子有限公司的方案。

兰世立的目标很明确，他不再寻找国内的合作伙伴，他要建立一家独资公司，用自己的智慧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东星帝国。他还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25年了，我第一次记起自己生日，朋友们希望我能成为一颗“巨星”，我希望自己的“东星”能成为一颗耀眼的“巨星”。

兰世立的第一个商机发现得非常偶然。

“1991年，我有一次发现有人在用计算机在打字。我想，如果我们机关办公室都用它来打字不是挺好吗？”当时汉化的文字处理系统WPS一出来，就推出了办公文字处理系统。当时只有少数的涉外贸易机构知道这种状况，国内酒店使用打字机，还使用涂改液。

认准了办公、服务自动化这一国际趋势，坚信“国外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的兰世立开始动手了。

他先是在武昌租了个门面，挂了个牌子印名片。那时候，名片在海南很流行，可武汉人却很少听过，由于自己没有电脑，他就拿到印刷厂去印，对方不明白名片是什么东西，兰世立就比划给印刷厂的工人看。第一批客户是很多驻武汉办事的工作人员，那时候名片5元钱一盒，拿到印刷厂加工用2元钱，自己赚3元钱，再后来，他买了个电脑，打字，打一张纸5元钱。

与此同时，他马不停蹄地为公司的注册奔忙着。由于当时武汉市的工商、税务部门都在汉口，兰世立不得不每天骑几个小时的自行车从武昌到汉口，为办个执照跑了无数趟，当时正是武汉的夏天，有时候跑过去就中午了，办事人员睡午觉，他就在那里等到别人下午上班。

更麻烦的是，对注册电子公司，连工商局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要单位证明，没有单位，那怎么弄，那时候注册公司不需要钱，去填个表盖个章，东西就给你了，甚至执照都是手写的，注册资本多少、负责人、公司名字写上去就算是完成了。

当时，兰世立通过一位同学认识了IBM和康柏电脑台湾地区的总代理，此人正在内地寻找有实力的代理商，但美国总部对代理商的条件也比较苛刻：除了拥有足够的资金、贸易记录、公司实体，还要受过大学教育、5年以上的经商或工作经历和一定的政治靠山。除了第一条，兰世立基本符合要求，可是如何才有资金和贸易记录呢？

正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一切。

有一天，兰世立在武汉大街上乘公交车外出办事，也许是太劳累，他竟然在车上睡着了。睡梦中，忽然有什么人无意撞在他身上，兰世立睁开眼睛，原来是车上两个人在合伙打另外一个人，强势的一方其中一个还手里拿着刀。看到被打的一个可怜，从小喜欢武术的兰世立趁对方不注意，一脚踢飞了那个家伙手里的刀，并在乘客的帮助下把两人制服。

被打的一方对兰世立感激万分，他告诉兰世立，自己与另外两人曾在外地一起合伙做贸易，因经济纠纷他躲到武汉，还是被两人发现。当兰世立告诉他自己正想找这样的贸易机会时，对方的回答让他心头一亮：他愿意帮兰世立在天津先拿到一批20万元左右的电脑，卖完付款。

兰世立动用了所有的社会关系，给他在政府工作的同学、朋友打电话，像“摊派”一样把20万的电脑指标分了出去。两人随即搭乘当晚的火车北上天津，第一批电脑到了武汉，几天之内便收回了现金。

几笔生意下来，兰世立不仅大赚了一笔，也成功获得了台湾朋友的信任，与联想、海星一起成为IBM和康柏电脑在内地的三大代理商。在做电脑代理的6年时间，每年有5000多万元的营业额。

第一桶金为兰世立完成了基本的原始积累，一年后，兰世立的个人资产已经超过千万。

兰世立是学经济的，他总希望把每个行当的利润差异性弄明白。1992年，武汉市最好的餐馆是大中华、老通城，人们都要排很长的队去买票，票上写着“武昌鱼一条”、“红烧排骨一盘”多少钱，然后拿着票到窗口去排队买菜。“为什么不能像国外一样坐在这个地方点菜、吃饭、买单呢？”兰世立的这个疑问遭到很多人的嘲笑，认为这个想法是不可能的。

但高档餐饮背后的利润让他认定了开高级饭店会赚钱。1992年，兰世立在武汉投资1000多万开了一家集酒店与娱乐于一体的“东宫”，从澳门专门聘请经理来，澳门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东宫”一炮打响，一天几十万的营业额。兰世立乘胜追击，又在汉口建了“西宫”。

从电子到酒店业，前后毫无关联。“我把自己的钱全都投上去了。”周围的人对年轻的兰世立的这个举动都非常反对，认为这纯属疯狂之举。兰世立认为这个方向并没有错，他认准了就不会回头。

在做电脑生意的过程中，因为需要进出口，兰世立在香港注册了一家贸易公司，这算是他对外的第一笔投资。利用改革开放政策对外资企业的特殊优惠，公司可以免税进口两辆国外轿车。

即使这样的机会，到了兰世立手上也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迅速注册了多家外资空壳公司，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买回大量免税的高级轿车。1992年，26岁的兰世立拥有包括总统级轿车及奔驰、宝马数十辆，在武汉大街小巷轰动一时。

当然，兰世立买回这些车不是为了炫耀的：他把这些车以个人名义“借”给当时武汉市各大相关人员免费使用，这不仅让他在社会地位上迅速跻身湖北上流社会，也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实在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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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不倒翁”冒险式生存

和所有白手起家的中国富豪一样，创业初期的生存风险时刻存在，聪明的兰世立也免不了。

首先是管理高层出现了两次变故。公司的第一次劫难出现在创业不久，公司的一个副总经理一夜之间携公司的一批电脑和财物潜逃，给兰世立留下一个始料不及的烂摊子。第二次出现在1994年前后，其中一个公司高层企图绑架兰世立本人。

据了解，在早年“借”豪华轿车的过程中，兰世立因拒绝向海关某领导“借”车，对方以非法走私为名从厦门海关追到武汉，要求对兰世立的外资公司经营资格进行审查，此事甚至惊动公安部。对兰世立来说，1996年的那次宏观经济调控才是真正的打击。他费尽心血筹建的“东宫”和“西宫”酒店在那一年中先后被迫关闭。

1996年的春节，兰世立一个人在公司一间办公室兼作卧室的房间里，一种凄凉的情绪笼罩着他。当时他从朋友那里借钱把公司的几百号员工的工资发了。谣言四起，危机重重，他本人几乎陷入绝望的境地。“当时我觉得自己失败至极，甚至还打电话给在英国留学的太太交代了后事。”

1996年前的兰世立对冒险有特殊的偏好，初生牛犊不怕虎，因为对他来说钱赚得太容易了，而在经历磨难后兰世立投资越发成熟老到。就在1996年后，兰世立开始充分展示他在投资界的“高速度、高效率”技巧。当时，兰世立顶着房地产投资高峰期已过的逆流，开始在房地产上不断斩获。

继武汉房地产项目系列开发之后，兰世立的服务又盯准了三峡热点。1995年在宜昌策划组建了东盛房地产有限公司和东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适时地获得了宜昌安居工程白龙小区开发承建资格，投资兴建了湖北第一个四星级高级酒店———宜昌桃花岭宾馆。

他紧接着又瞄准了旅游业和广告业，于1995年至1996年先后策划成立了东星旅行有限公司和东星广告公司，在旅游业日趋发展中，东星旅行社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兰世立也做长线投资，而且合作就是大客户。东星先后与多家跨国公司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与泰国正大集团、可口可乐、壳牌石油、中国电信等10多家均有长期合作。

兰世立做旅游经历了从偶然到必然的过程。

早年做电脑代理商的时候，由于两家代理电脑公司的亚洲总部都在新加坡，经常需要跟新加坡打交道，而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国手续要审批好几个月，完了过去谈几个小时就回来，“如果有个机构在那里就好了，能省很多事。”兰世立当初的想法很简单，他花了200多万元买下当地的一家小旅行社，作为东星在新加坡的临时机构。

而随后他在香港通过旅行社买票的经历让他对旅行社和旅游行业有了新的认识，他发现：在当地通过旅行社购买机票比航空公司直接卖的票价格低一半，再后来，他还发现境外的航空公司基本上不自己售票。“航空公司再大，也不可能在全国都有代理点。这是个极好的商业机会。”兰世立回忆说。

1998年国际旅行社业务获批，但是只能做入境，不能做出境。兰世立又等了4年，等到全面开放之后，在2002年开始收购其他旅行社。2003年是东星旅行社进入全面收购的一年，除了在内地各大城市的数十个网点，东星国际旅行社在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设立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