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和平：其实，即便是老手，对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很难预测，原因是中国资本市场太年轻。回顾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对资本市场，尤其是对欧美国家的资本市场，包括它的实体经济冲击很大，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功能未能有效发挥作用。但是在中国就不同了，尽管中国也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这个影响更多冲击的是中国的出口业，而中国资本市场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活跃起来。从普华永道2009年对全球IPO调查分析来看，2009年中国香港、上海、深圳三家交易所IPO融资总额4,002亿人民币，是全球资本市场IPO最大的国家。如果按单一交易所融资额比较，2009年香港交易所IPO融资额2,146亿人民币(2,437亿港币)，在全球资本市场中排名第一；而上海证券交易所IPO融资额1,251亿人民币，排名第二。我认为，这一趋势在2010年还会继续，中国资本市场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2010年，香港IPO融资额有望达到约2,640亿人民币(3,000亿港币)，而沪深股市融资总额有望超过3,200亿人民币。

　　记者：就中国内地的主板、中小板、创业板而言，您更看好哪个市场的IPO？

　　封和平：中国资本市场自2009年10月推出首批28家挂牌交易的创业板企业后，使中国资本市场的交易体系更加健全了，为更多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风险性质的企业提供了适合自身发展的不同的上市融资平台。由于到创业板IPO的企业没有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太大的影响，因此，像这类企业还会利用这一窗口继续到创业板上市。中小企业板的定位群体是民营企业，或是国有的小企业，由于这类企业原来多数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因此还会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些负面影响。但我认为，2010年中小企业板中会发生增长模式的转变，一些比较活跃的大众消费品企业将参与到中小板IPO之中，比如电子业、服务业、物流业的活跃企业。至于主板市场，2009年中国政府提出加速国际化布局的策略，“一行三会”纷纷表示全力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我认为这一两年内上海主板会有一个新的增长点，那就是国际板的推出。无论是出现一家还是两家或者三家国际跨国公司在上海交易所IPO，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来说，都将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步伐。我们也看到，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很多跨国公司都表达了到上海主板上市的强烈愿望，而且中国监管部门也在对相关的监管细则积极地进行国际间沟通和研究，我想，2010年沪市国际板的推出有希望。

　　记者：那您认为2010年有望推出的国际板会涉猎哪类企业哪些行业？

　　封和平：首先，希望去中国上海挂牌交易的跨国公司一定是已在中国有了很大的业务；第二，这类跨国公司未来在中国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第三，这类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发展长期看好。具体来说，我觉得金融、电子、消费品等行业的跨国公司上市意愿更强烈。现在已经有一些跨国公司正式向中国证监会提出了上市申请。

　　记者：2010年国际板进入上海交易所，您认为会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哪些质的变化？

　　封和平：我觉得国际板进入上海交易所，对中国资本市场质的提升会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和促进。资本市场的质量包括上市公司的质量和监管机构的监管质量。在外国经营多年的这些跨国公司到上海这一新兴市场上市，可以促进全球资本市场各监管部门之间、各市场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同时有助于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监管水平。从质量上来说，我认为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记者：早在2001年岁末，我刊采访瑞银华宝高级顾问马丁·哥顿先生的时候，他曾经对我们讲述了一个故事：1985年他第一次到上海访问，偶然路过一栋解放前的股票交易所建筑时，陪同他的一位上海官员指着那栋老房子说：“这种鬼东西只在资本主义世界才有，中国永远也不会让它再发生了。”而事隔五年，1990年岁末，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资本市场在社会主义世界里产生，并迅猛发展。您怎么看中国内地资本市场近20年来的发展？

　　封和平：中国资本市场近20年来的变化是飞快的。我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肯定会非常繁荣。究其原因就在于资本市场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中国的实体经济在改革开发以来的30年间呈高速增长，而且，这种高增长态势在未来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入，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我觉得，未来会有更多不同类型的多元化企业进入到资本市场中来，上市企业的质量会越来越好。但目前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监管层面，因为中国的监管体系毕竟才有20年的历史。我们缺少欧美资本市场监管体系的成熟经验。在这方面，我们的监管体系跟他们相比是有一定差距的。如果在监管体系、制度建设上能够达到欧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水平，到那时，那么中国的资本市场才能真正成为一个领导市场的市场，而不仅仅是一个大市场。

　　记者：“调结构”将代替“保增长”成为2010年的主线，这就意味着寻找结构性的投资机会在2010年显得尤为重要。对此，您能否谈谈。

　　封和平：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上的一个分水岭。自改革开放，甚至包括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但是，无论修了多少铁路，建了多少座大桥，说到底还是要服务到消费者。从经济学上讲，必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才能真正驱动经济的增长。这次明确提出以民生和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线，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思路上的转折。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真正实现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会大大降低社会的投资成本。

　　记者：那您怎么看现在股市以及房市中的海南现象？

　　封和平：首先，海南现象和中国的投资群体结构有关系。就中国的投资群体结构而言，主要是个人投资者，尽管目前中国的个人投资者比之资本市场早期的投资者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善，投资者的行为也变得更加合理化，更趋理性了，但是，我觉得，像海南这样的追风热炒现象在中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的投资意识刚刚萌起，尚缺乏做理性投资的经验和体验，而投资经验是需要时间来培养的。第二，我觉得这个现象的出现，和中国投资渠道过窄有关。目前，中国老百姓手里的钱除了投资股票，投资房子，几乎没有再多的投资渠道了。如果能够继续扩大老百姓的投资渠道，那这种情况就不太容易发生。比如说，我们存在就业难的问题，但是，事实上，中国的个人创业市场比之国外小得多，在国外，开办一个事务所，开办一个门诊所，开办一个小酒吧等等的个人很多。而中国人有了钱，要么买房，要么买股票，要么给孩子存着，如果中国的经济体制更开放，能够更好地改善商业环境，创造风险投资的合理机制，更多地鼓励微小企业创业，鼓励人们投资实业，不仅可以解决就业，还可以释放巨大的生产力。第三，就是要尽快健全社会养老基金、教育基金。老百姓只有在无后顾之忧的前提下，才会去消费，才会去做更多的理性投资，而不是投机。

　　记者：您怎么看中国资本市场企业的估值问题？

　　封和平：以前中国鼓励国有企业到海外上市，是因为在中国国内资本市场排不上队，但实际上大部分企业是愿意在国内上市的，因为国内上市市盈率较高。美国上市企业市盈率最低，平均在十五六倍，香港第二，平均在二十倍左右，中国股市市盈率最高，去年推出的创业板企业市盈率更是高得惊人，甚至超过了百倍。为什么？这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供求关系造成的一种投机现象，是不合理的。我觉得中国资本市场企业的估值应该走向更加理性。如果上市企业市盈率太高的话，过低的融资成本会导致企业在投资上的不谨慎，甚至投机，对企业未来成长不利。如果企业融资成本提高的话，就会对企业形成压力和约束。一个合理的理性的企业估值对资本市场的供需双方来讲都是有积极效果的。这也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中国资本市场发行体制需要改进。还有一个就是券商的职业道德问题，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券商不能没有职业操守，不能说价格定得越高越好。当然，对券商的法律约束和监管方法也要到位。

　　记者：2009年全球资本市场共有643个IPO,融资总额为1210亿美元，比2008年略有降低。与 2009年相比，2010年全球IPO将有哪些变化？

　　封和平：我觉得，2010年全球主要资本市场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和2009年相比，2010年欧美日主要资本市场会有一些小量的变化，但不会有惊人的表现。而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资本市场却会比2009年更为活跃。从全球资本市场的综合趋势看，2010年肯定会比2009年活跃，而全球资本市场IPO的亮点可能还在中国。就IPO增长数而言，中国的港沪股市肯定会超过美国。如果我们一旦领先美国，美国恐怕是很难再追上的，因为我们的绝对增长美国跟不上，再加上美国《萨班斯法案》对跨国公司到美国上市设置了太多的障碍和太高的融资成本，致使很多非美国的跨国公司转而选择其他资本市场，而香港、上海有可能成为他们上市的新选择。从全球资本市场的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大中华在未来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资本市场IPO之首。当然，这还要取决于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国际板推出的速度。

　　记者：您认为，如果沪市国际板推出后，那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银行上市IPO的话，对资本市场会带来哪些影响？

　　封和平：首先，如果是投资银行股票投资者的话，多了个选择投资的对象。其次，对资本市场而言，多了个更好的参与者，这对投资人来讲是一件好事。第三，对中国本土的同业而言，多了个竞争对手，在股价的波动中，不仅要比网络、存贷、收入增长、利息，还增加了对风险控制水平、竞争能力的比较。

　　记者：这对本土银行来讲，无疑是一个挑战。

　　封和平：对。这就好比我们中国CBA联赛加入了美国NBA的外援，我们自然会在技术上有所提高。这些国际跨国银行的上市，对中国的监管水平提高、监管制度的建设都是有好处的。竞争无疑可以使中国本土银行提高自身能力。

　　记者：最近国务院发了一个56号文件，鼓励中国注册会计事务所做强做大，您是中国会计行业的资深专家，能否就此发表一下您的建设性意见。

　　封和平：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是改革开放后才有的一个新行业，从最初的一个会计事务服务处，发展到现在全国几千家会计事务所的规模，尽管数量已具一定规模，但与发达国家人均CPA相比，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还有一定差距。从中国会计师事务所服务的规模、范围、内容来看，基本上达到了国际水平，但是，服务的深度、广度以及整体服务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与国际上普华永道、安永、德勤、毕马威四大会计事务所网络(以下简称“四大”)相比，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当于这种规模和能力的品牌。那么，怎样做强做大？我个人觉得，中国注册会计事务所与中国汽车一样，完全可以利用现有的国际品牌，不需要再搞什么中国宝马、中国奔驰，你可以利用宝马、奔驰的国际品牌达到强强联手的目的，用宝马、奔驰的技术，在中国制造，并建立自己的市场，并成为股东。而“四大”都是百年老店，其国际网络已占去全球80%的会计事务所江山。全球各大跨国公司注册会计业务均被四大会计事务所尽收囊中。但“四大”是哪个国家的？不是美国的，也不是英国的，它只是一个国际品牌，有点儿像联合国和各国的关系。比如说美国的普华永道就是个美国公司，英国普华永道就是个英国公司，中国普华永道就是个中国公司，彼此之间没有上下级或总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只是所有普华永道都统一用一个名字、统一的LOGO、统一的标准，统一的内部管理程序，统一的战略思路、统一的服务客户的理念，彼此之间没有产权关系，也没有主权关系，只是一种加盟制关系。我觉得，要做强做大中国注册会计事务所，首先要做强，在做强的基础上再加盟到“四大”或者比“四大”小一些的任何一个国际网络，按照国际网络的质量标准将自己做大。这样才能真正地提高中国注册会计事务所为跨国公司服务及为中国公司“走出去”服务的水平。(摄影  曹牧天)(实习记者高琦袆参与了对本文的资料整理)

　　封和平：做经济发展的奠基石我很自豪

　　一说到山西人，人们便很容易和晋商、掌柜、精打细算做某种联想。碰巧封和平先生是山西人，而且1978年报考大学的时候，填报的志愿也是会计。不过，他可不是因为和会计情有独钟，而是因为他姐姐的一句提醒：会计专业招生140人，其他专业只招50人。就这样，他成为山西财经大学会计系78级学生。每逢放假回家，他最怕别人问他学什么专业，每次回答都使用了模糊术语：经济，管理，反正就是不说自己是学会计的。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们都知道做会计工作的也就是初中、初小文凭，谁上大学还会去念会计？他担心大学毕业后再去当会计，为了将来能做个教授什么的，他索性继续考研，结果做了中国会计制度奠基人杨纪琬的门生。

　　系统的西方会计课程的学习，以及之后在澳大利亚安达信会计事务所两年的工作经历，使他终于明白注册会计师职责的神圣。在澳大利亚工作期间，他下班就到图书馆阅览西方会计学方面的著作。一次，他翻阅到一本1987年美国国际注册会计师协会成立100周年的册子，那上面有一篇里根总统写的贺信，信中写到：“注册会计师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奠基石。”这句话震撼了他，使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他一直坚守在这个奠基石行业中，一干就是几十年，而且干出了名堂。现任普华永道北京主管合伙人的他，在审计和咨询方面拥有20年的领导及实践经验，为诸多中国国有企业和国际跨国公司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审计和咨询服务。他拥有丰富的上市工作经验，主要负责中国国内企业重组上市工作。他所服务的客户包括中国石油(12.88,0.00,0.00%)、中国铝业(12.57,0.00,0.00%)、中国人寿(28.05,-0.04,-0.14%)、大唐电力、大秦铁路(9.47,-0.05,-0.53%)、中煤集团、中国电力投资公司、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和鄂尔多斯(12.89,-0.07,-0.54%)等。

　　作为资深专家，他在2005年至2007年5月间，担任了中国证监会第七届、第八届发审委员会委员。目前担任着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委员。

　　1994年至1996年，他在担任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的常务理事期间，曾协助协会制定了加入国际资产评估标准委员会的战略，并于1995年完成。2000年他担任了北京市奥申委财务顾问，2003至2008年又担任了北京奥组委财务顾问。2009年开始担任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