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按照何种标准衡量，金额600亿美元的货物购销合同都是一个世界级的大合同。按照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中电国际）与澳大利亚矿业公司资源屋公司（Resourcehouse）签署的这份合同，后者今后20年将每年向前者供应3000万吨产自昆士兰州中部的煤炭，每年价值近30亿美元，而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72年进口额才接近30亿美元（1972年当年进口28.6亿美元），这项合同规模之巨大，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固然是全世界煤炭蕴藏量和产量最大的国家，但偏偏中国丰富的煤炭资源蕴藏与煤炭需求的地理分布高度不重合，煤炭资源分布重心偏向西北，远离海路，多年的头号产煤大省山西本来就属于华北地区的西部，新兴的煤炭产区内蒙古、新疆矿区还要进一步向西、向北偏移；而经济发达、能源需求大的却是千里之外的东部，特别是东南沿海。具体到中电国际这家公司而言，该公司在香港特区注册成立，自有电厂、托管电厂和投资参股的电力企业主要也是分布在上海、江苏、安徽、河南，与国内煤炭主产区千里之遥。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煤炭高昂的运输成本必然要削弱其在东部经济中心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早在1990年代初，尽管劳动力、土地等项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广东进口澳大利亚煤炭成本就低于使用山西煤炭的成本；目前中国劳动力、土地成本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已经明显缩小并将进一步加速缩小，澳大利亚煤炭通过海路输往中国经济中心地带的成本优势相应将日益显著。

正因为如此，虽然1970年代美国取消对华贸易封锁之后煤炭和原油曾多年充当中国主要出口创汇商品，但近年来我国煤炭净出口额已经直线下降，2008年减少到区区503万吨，2009年更从传统的煤炭出口国转为进口国，全年出口煤炭2240万吨，下降50.7%；进口煤炭则猛增211.9%，达到1.26亿吨，净进口1.03亿吨，第一次成为煤炭净进口国。

更重要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对进口煤炭的需求仍将持续增长。因为中国相当一部分煤炭产量来自中小煤窑，在资源浪费、环保、安全事故方面的困局下，显然没任何理由让其持续下去。而且，中国进口资源大量用于制造出口商品，不能为供应外国市场而耗尽中国资源。只要不危及国际收支平衡，在和平时期，特别是价格低廉时期，本着确保供给、供给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原则，我国需要尽可能多使用海外资源，国内矿产资源的功能定位于抑制国际市场价格过度高涨，以及在战争等特殊时期保障国内供给。中电国际完全可以确信此举符合国家政策导向，会得到政府的支持。

从中澳经贸关系全局来看，这份合同也是一大亮点，大大冲淡了澳大利亚议会2日晚间通过法案收紧外资政策所带来的不快。它既表明政治上的人为阻力无法阻止经济的客观需求，又向澳大利亚人提出了未来进一步开放的潜在要求。毕竟，对于如此长期、巨额的采购合同而言，为了确保供给可靠，买方通常需要开展一定的直接投资，这正是中国投资者在世界各国所做的事情。根据《2007年度中国国际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07年末，在政府登记备案的1179亿美元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投向采矿业的有150亿美元，占总量的13%；其中2007年一年流量就有40.6亿美元，占当年我国官方统计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265.1亿美元）的15.3%。到2008年末，纳入官方统计的中国海外采矿业直接投资存量228.7亿美元，占存量总额的12.4%，在各大行业中排名第四。2009年以来，我国又在海外资源开发领域连续签署十亿美元、百亿美元级别的大单。我们可以先让澳大利亚企业、公众和政府亲眼看到对华经贸实实在在的好处，而澳大利亚方面是否也该考虑，他们需要做些什么事才能保住这些利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