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经济参考报主办，新华网、新华TV、新华08、新华每日电讯、参考消息、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瞭望、半月谈协办的“2010中国经济展望高峰论坛”28日在北京举办。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以及法国巴黎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等专家学者出席，并就明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做了深入的分析及预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

　　世界经济越不明朗越要防范资产泡沫

　　尽管防止了大萧条的出现，世界经济仍然有一段时间是不稳定的，有可能存在一到三年的低增长。

　　本报讯 (记者方家喜 实习记者施智梁)12月28日下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新华社《经济参考报》举办的2010中国经济展望高峰论坛上表示：

　　樊纲表示，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越是不明朗，中国越是要防范资产泡沫，需要防范热钱流入带来的各种问题。

　　樊纲认为明年发达国家的增长仍然会比较低，形势仍然是不稳定的，所以对中国的出口需求不会有太大提高。

　　“尽管防止了大萧条的出现，世界经济仍然有一段时间是不稳定的，有可能存在一到三年的低增长，美国第二次探底也许是低于1%左右的增长。这对中国的出口增长是一种压力。从长期来看，这次美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其消费一定不会再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其储蓄率在提高，世界各国由于杠杆率放短，负债率不高，所以他们的消费都会有所下降。”樊纲说。

　　樊纲认为，发达国家的很多问题在逐步暴露和处理当中，而且远没有结束。“这么大一个经济危机所产生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清理干净的。美国中小银行在加大破产的速度，今年倒了一百四十几家，信用卡、商业地产也在出问题。最近出了‘迪拜’问题，‘迪拜’问题的特点是房地产泡沫非常大，由于过去的资金都是海湾地区石油美元基金投进去的，因此借款稍少一点，引起的连锁反应没那么大。但是毕竟是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之后一些主权危机也会引起一些反映，需要关注。”樊纲补充。

　　发达国家在短期内低增长就会对中国产生正反两种影响。一方面是更多的资金会转向新兴市场。世界的游资，大量的资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会持续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包括到中国等增长速度比较快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追求回报比较高的各种投资项目，不论是债券还是PE。另一方面是问题会不断出现。由于情况不太好、形势不太明朗，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就有可能迟迟不加息，然后就会有在市场上套利交易的游资在世界各国流动。最近中国出现的热钱涌入现象，跟这个背景有关。资本市场和住房市场的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因此，至少要在现阶段防止资产过热，防止国际资金对国内经济的冲击。

　　樊纲认为，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本身是一个短期政策，短期的政策特点就是要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及时加以调整。

　　随着世界经济和过去这几个月的刺激计划的实施，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是良好的。明年中国经济仍然会是8-9%左右的增长速度。明年一季度增长速度会比较高，二季度有可能不如一季度增长速度快，这不能说是二次探底，因为去年一季度是非常低的，到去年二、三季度开始复苏，三季度已经比较高了，那时候跟一季度的基数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如果明年二季度比一季度低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所以他不赞同二次探底的说法，这还是要看全年的增长速度。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樊纲表示，无论是对美元还是对其他货币，人民币不会贬值，至少没有贬值的理由。

　　这主要基于三个理由判断：第一，中国的通货膨胀除了2007年和2008年比一些发达国家高一点，最近十几年来基本上都比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低；第二，中国国债水平占GD P的比例持续比发达国家低。欧盟原来比较稳定，所以欧元一直是升值的，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国债占G DP的比例都大幅提高，日本差不多是200%，中国明年不过才27%的水平，还是持续比他们低。第三，国家竞争力的提高也是人民币不会贬值的依据之一。

　　樊纲表示，应该在大的背景下去思考中国汇率体制的变化。中国的汇率政策变化以及汇率的调整除了应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和国际保护主义，还得从中国自己内外平衡发展的目标出发，适应国际货币多元化的趋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

　　只有涨价才得益 致房地产存系统性风险

　　2005年之后，房地产业的指标同M 1、M2这些金融指标密切相关，在更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投资品。房地产市场变成跟股市一样，只有在上涨里所有的利益主体才能得益，地方政府、银行、房地产商，这就很容易形成系统性风险。

　　本报讯 (记者刘振冬)在“2010年中国经济展望高峰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今年新开工项目超越预期，实际上加起来至少十六万亿，经过测算，把今年新开工的项目完成，大概需要6.5-7万亿左右资金，这很可能导致明年的信贷重新集中流向铁路、公路、基础设施这些项目。他预计，明年新增贷款规模在7-8万亿。

　　“中国的上一轮周期从1999年启动，持续上升一直到2007年，年度高点是2007年的13%，2008年9%，到了2009年在8.3%左右的水平，是一个剧烈的下降。从前几次周期中可以总结的经验是，我们以前经济速度上升非常快，很快达到过热的情况，见底之后则要经过漫长的调整。这段时期是中国经济进步比较大的时期，所以我认为，接下来的任务已经不是保增长，而是使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周期延续得更长一点。”巴曙松说，明年应该是中国经济上升周期的第一年，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福利的改进才是效果最明显的，这就促使我们在经济环境比较好的环境下反思结构上存在的问题、及早采取措施改进。

　　巴曙松表示，对明年经济形势有几点担忧，第一就是明年信贷投放大起大落干扰经济复苏。今年的信贷投放实际上为稳定经济、金融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上半年(新增贷款)7.37万亿，3月份(新增贷款)1.89万亿，6月份(新增贷款)1.53万亿，到了7月份动态微调的情况下做了非常大的调整，7月份(新增贷款)3559亿，8月份(新增贷款)4104亿，9月份(新增贷款)5167亿，10月份(新增贷款)2530亿，11月份(新增贷款)2950亿。同时，三四季度所进行的窗口指导也抑制了一部分贷款的需求。市场预期，明年信贷投放是会有回落的，整个银行业也有这样的预期，这就有可能形成明年一、二季度信贷高速投放，这更容易导致不同季度之间的大幅度波动。

　　“同时，还有可能进一步出现上半年信贷向大企业集中的不正常结构，这是因为在危机时期新增信贷资金主要用于保证已开通项目的进度。实际上，今年新开工项目也是超预期的，很可能导致信贷重新流向铁路、公路、基础设施这些项目，而我们希望扶持的市场化企业、中小企业的环境也可能受到约束。”他说。

　　第二个担忧是城市化融资对现实的制约。“2009年还有一个拐点性的事件，中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总的负债率已经超过了百分之百。明年还要加速城镇化，钱从哪里来？怎么样为中国的城镇化融资？”巴曙松说。

　　第三个担忧在房地产。“从中国竣工面积和销售面积比例看，今年达到了创纪录的1：2，这就使得目前为止所采取的调控措施并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巴曙松说。在投资热点没有形成之前，房地产对于带动内需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市场今年贡献的销售接近六万亿，跟其他刺激消费计划相比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要大得多、同时又很容易。“房地产业一方面对于扩大内需很重要，另一方面似乎已经进入两难境地。2005年之后，房地产业的指标同M1、M2这些金融指标密切相关，在更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投资品。房地产市场变成跟股市一样，只有在上涨里所有的利益主体才能得益，地方政府、银行、房地产商，这就很容易形成系统性风险。”他说。

　　第四个担忧在于，可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冲突。美国和欧洲跟中国的贸易摩擦带有表演性，但发展中国家跟中国的摩擦是真摩擦。

　　最后一点担忧在于，美元汇率的调整。美元汇率处于历史底部，如果美元明年阶段性走强，对亚洲资本市场会形成比较大的冲击，因为美元走强背后伴随的是美元套利交易的平仓和资本的回流。当年亚洲经济危机的直接导火索就是日元套利平仓和资金回流。同时，美元走强也可能带动人民币被动升值、影响出口。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

　　理顺资源价格比汇率升值更有效

　　由于美元几乎是零利率，很多人就会借美元到别的市场获取相对高的回报，而这种美元套利交易的首选目标就是中国，这肯定会推动中国资产价格的飙升。

　　本报讯 (记者张莫)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在2010中国经济展望高峰论坛上表示，2010年看似是很温和的一年，其实在风平浪静下存在着风险，可能出现非常复杂的局面，需要高度关注。

　　曹远征表示，从美国、欧洲等国的数据来看，世界经济正在强劲复苏，但这很可能仅仅只是反弹而非真正的复苏。他说，造成全球经济强劲反弹的短期因素有三条：一是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这对经济肯定有好处；二是刚性需求的反弹，这是指由于经济触底后失业率不会进一步上升，人们因不会再担心收入进一步下降而对过去一些没有消费的东西产生了刚性需求；三是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超常规运作，目前企业的库存投资增加速度非常快。

　　“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三个因素都是危机造成的结果。如果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话，明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可能依然会受到长期制约因素的影响，包括实体经济失衡，而这种影响可能使世界经济仍然处在低速增长的时期。”曹远征强调。

　　曹远征说，这种低速增长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也非常大。“中国经济的增长，实际上是跟出口高度相关的，明年出口是什么样直接决定了G DP增幅的高低，目前看来并不乐观，估计明年出口不超过10%，下半年还会有回落。”

　　曹远征同时表示，在此次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一味采取扩张需求的政策是否有效也值得商榷。“传统的经济危机是生产危机，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下，总需求政策十分有效。而传统的总需求政策一定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加上宽松货币政策，”他说，“但是，从此次危机的情况来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实避免了大衰退，但是也没有迹象表明它们促进了基础增长。如果衰退的病症不一样，治疗的方式也不一样。在这种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下总需求政策可能会失效，而且过分使用它还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曹远征还解释道，全球都货币政策宽松的情况下，西方国家会大规模注入流动性。由于美元几乎是零利率，很多人就会借美元到别的市场获取相对高的回报，而这种美元套利交易的首选目标就是中国，这肯定会推动中国资产价格的飙升。“尽管我国的情况不是资产负债表衰退，经济增长不足主要是由外部需求萎缩导致，但是对未来政策风险的担心仍十分必要。”曹远征说。

　　“假如经济恢复满意的增长速度，防范风险就变得格外重要，国内政策就要把过去反危机的宏观政策转到正常状态，把政策的落脚点从反危机转到调结构、促改革，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曹远征说。

　　曹远征指出，“转弯”的改革政策一定要将长期因素纳入考虑中。一是要考虑民生问题。“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占到17%，也就是说五分之一的人口都是老龄化人口。如果过剩劳动力基本被吸纳完毕，意味着低成本制造业无法生存。这就证明了民生问题比经济增长问题更为重要。”

　　二是要解决消费的问题。他说，促进经济发展必须扩大内需，扩大内需的方法就是促进消费。而消费不足除了大家常说的收入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大家不太关注的原因———垄断，而要打破垄断就要鼓励发展服务业。

　　三是理顺资源价格。曹远征说，大家都在提人民币升值，因为在国际收支失衡情况下，货币汇率是调整失衡的最佳手段，而通过升值来调整顺差也是中国前几年的做法。从2005年人民币开始升值，到去年年末，人民币名义汇率已升值20.2%，但是调节效果并不明显，顺差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名义汇率不能解决问题，就要靠实际汇率来解决，因此国内资源价格的理顺可能比汇率升值更有效。包括劳动力价格和资源价格在内的要素价格改革，明年都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曹远征说。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

　　调控楼市不能隔山打牛

　　对房地产调控，无论是从政策取向，还是制度设计上都应该作出重大的转变。

　　本报讯 (记者陈圣莉)“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指标超额完成基本无忧，现在的关键是结构调整问题，这已成为下一步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在“2010中国经济展望高峰论坛”上发表演讲时称，为解决城乡发展失调问题，国家应下大力气进行城市规划并调整房地产市场，在城区多建小面积房，对城区大户型及多套住房征收消费税，把房价收入比降下来。对于明年的资本市场，华生认为极有可能出现“虎头蛇尾”的震荡巩固调整的过程，待未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后，则有望迎来大规模的爆发性增长。

　　“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G DP增长的目标已经提前完成，然而，国内消费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问题依然存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还没有实现。面对下一步‘十二五’规划的整体布局，如何进行结构调整将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华生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结构问题就是城乡发展失调问题，城市化的畸形发展不但导致了我国积累与消费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地区发展结构、产业发展结构不匹配等一系列问题，并直接造成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泡沫，亟需进行重大变革。

　　对于目前流行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推高了房价的说法，华生明确表示，目前的房价飙升与城市化没有关系。“城市化是指伴随着工业化发展，农村居民不断转入城市，成为永久性城市市民。但反观我们所谓的‘城市化’，现在城市的房子有多少是农民买得起的，即使是少量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也都不是为农民考虑的。大量的农民工只不过是促进城市发展的匆匆过客而已，根本谈不上从此在打工的城市里安居乐业。”华生认为，目前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畸形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价格的继续飙升已经失去它在经济上的合理性，房地产市场面临着像当年股市中股权分置改革一般的重大变革。

　　对房地产调控问题，华生认为无论是从政策取向，还是制度设计上都应该作出重大的转变，理想的政策取向是对城市房地产价格实行长期温和的熊市调整；另外，如果在税收政策上对投资所得收税，包括对城区内豪华户型、大户型以及两套以上住房征收消费税，房价收入比回落立即就可以预期。而国内现行的调节措施，诸如开发商购地首付款不得低于50%、提高二手房交易税费等措施基本都是隔靴搔痒、隔山打牛，非常不得力。

　　“此外，城市本身的科学规划也将有利于房地产价格的平衡。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由于城区居住的大多是普通收入人群，而豪华型住房几乎全建在郊区，所以市区房价从整体上不可能太高。”华生建议我国在未来的城市规划中，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都应参考这样的思路，在城区多建小面积房，这或将成为解决城市居民住房的关键之一。

　　华生同时强调，调控房地产是从国家利益出发，从大多数人利益出发的重要举措，因为只有房价收入比降下来了，房地产市场的大规模发展才有可能。“房地产业在今后三十年都将是中国的支柱产业，但前提是低价，对此，国家一定要下决心去调整。”华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