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霍华德•戴维斯爵士(SirHowardDavies)不断从一个高位走向另一个高位。他是英国政策体制内少有的一位世界主义者。虽然身..
多年来霍华德•戴维斯爵士(Sir Howard Davies)不断从一个高位走向另一个高位。他是英国政策体制内少有的一位世界主义者。虽然身为一名技术派官员,但无论是在世界各地的公共领域还是私营领域,是与左翼还是右翼政界人士打交道,他都能轻松而成功地与之共事。
然而上周,这位十分自信、以思维敏锐和言辞尖刻著称的通才却栽了跟头,不过原因不在于通常会让此类职业生涯走向终点的办公室政治,而是由于一个意义更深远、更为始料不及的事件:英国以及他领导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与曾经的流氓国家利比亚之间的不幸纠葛。
故事的最后篇章于上周二晚上掀开。当时LSE校委会在伦敦市中心狭促的校园里召开会议,气氛非常紧张。LSE院长霍华德爵士和整个学校都受到了媒体的猛烈抨击,因为该校在2009年接受了利比亚独裁者之子赛义夫•伊斯拉姆•卡扎菲(Seif al-Islam Gaddafi)控制的一家慈善组织150万英镑的捐款。
出席者为院长进行了辩护(他们彬彬有礼地形容院长“低调克制,十分疲惫”),并对霍华德爵士将目前已收到的30万英镑用作奖学金的计划表示支持。然而公众的怒火并未平息。两天后,这位时常在全球奔忙的技术官员便辞职了。
这一事件清楚地展现出西方在近年来与宿敌卡扎菲(Muammer Gaddafi)展开接触乃至交好过程中面临的政策困境,也突出体现了现代大学管理层在全球市场竞争资金和生源的压力。
霍华德爵士是英国公务体系中杰出的一员。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他曾在麦肯锡(McKinsey)供职,担任过外交官,做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保守党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Nigel Lawson)的顾问,历任英国审计署(Audit Commission)署长、英国雇主组织工商业联合会(CBI)会长、英国央行(BoE)副行长,以及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首任执行主席——这都是他在45岁之前取得的成就。
他与利比亚的个人关系始于2007年,在布莱尔(Tony Blair)政府的鼓动之下,他担任了赴利比亚“经济特使”,对金融机构提供建议。他现在仍然表示,自己在LSE与利比亚的来往中只是一个“小角色”,给出一些技术性的建议而已。他曾对朋友说过:“我只是在的黎波里喝过一杯茶。”赛义夫是LSE校友,而他只是在赛义夫毕业时跟他握过手,连饭都没有一起吃过。
然而霍华德爵士在其中牵涉颇多,最终还是感到无法维护学校。他周四晚间发表的简短辞职声明,沿袭了他一贯言简意赅的风格。他说,在他与利比亚的个人交往中“……没有什么值得羞愧的重大问题”,但“问题在于,我要为学校受损的声誉负责。”
不过,回顾过去他认识到这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私下里对此十分痛苦,尤其懊悔在利比亚主权财富基金利比亚投资局(Libyan Investment Authority)担任顾问职务。应英国金融家雅各布•罗斯柴尔德(Jacob Rothschild)的邀请,他加入了该机构的国际顾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中还有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oder)等其他要人。
这个故事对LSE和其他院校提出了问题。即使没有附加条件,接受不受欢迎的捐赠人捐款的界限在哪里?在对待外国政权的立场上,大学是不是应当比私有公司或本国政府更谨慎?对于国际事件,学术机构是应当仅发表评论,还是应当积极参与,寻求改善世界?
LSE对一些问题的回答可谓大错特错。人们一度认为,赛义夫是一位改革者,会引导父亲的政权走向民主。但赛义夫拿着枪敦促利比亚的支持者们战斗到“打光最后一颗子弹”的画面,却摧毁了这种看法。
现在看来,霍华德爵士的关键时刻显然是2009年,当时,在熟识赛义夫的同事们的积极推荐下,LSE接受了利比亚的捐款。
霍华德爵士在辩护时称,接受捐款在LSE获得了广泛支持。2009年6月的LSE校委会会议纪要显示,校委会明白,接受对其全球治理中心(Centre for Global Governance)150万英镑捐款的主要威胁在于“声誉风险”,但总体上,校委会认为赛义夫是真诚的。
2009年10月,霍华德爵士缺席支持接受捐款,但他并没有强烈要求获得通过,而是坚持认为校委会应当考虑弗雷德•哈利迪(Fred Halliday)的反对意见。哈利迪是国际关系荣誉教授,去年过世。
哈利迪认为,利比亚仍然是一个“由行事隐秘、反复无常的腐败精英阶层统治”的国家,而捐款的慈善团体与利比亚政权之间没有实质性的界线。虽然最后决定又一次与他的意见相左,但是他还是赞扬校委会开展了“详细的审议。”
这个故事不应仅对资金和筹资活动产生约束作用,还需要有一个外交政策。LSE有志引导赛义夫转向民主,这一点无须争议。但LSE实际取得的成就远没有他们自认为的那么大。
霍华德爵士的支持者称,他本来可以坚持挺过这一关。他在学生、教职员工和校委会中都很受欢迎,何况他还是跟着政府与利比亚开展接触的。
但他为LSE的声誉担起责任的举动却令人敬佩。他没有解雇下属,而是自己担起了过错。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直为自己可靠的判断力而自豪。在这件事上,他起码可以说,因为利比亚独裁者而栽跟头的并不是只有他一个。
译者/王柯伦